如警察的罢工、请愿等。

当她脱下裤子正欲接受检查时，手术医师将门外20多名男女实习生招呼进来围观见习。2、依命令性既定规范的工具性禁止规则的推导为："应当P。

在法学方法论或法律解释学之类的论著中，工具推导这一法学方法鲜见被论及。医院若确需以观摩涉及就医者隐私的手术为实现其"公益"目的之手段，事先征得就医者同意就可使得手段（观摩）合法。这种表述对于工具推导而言，其意为：若既定规范N1为导出规范N2的充分条件，则承认既定规范N1也就必然要同时承认导出规范N2。再浅现点，"目的到手段"规则的运用就像欲禁止非法杀人同时也禁止买刀一样，这显然是不太适当的。（一）"状态（P）与行为（Q）的关系"和"既定规范（N1）与导出规范（N2）的关系"之区别。

4.阳作洲等：《办案逻辑》，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命令去做"：征得事主同意）。专门化培养法理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多样化造就法理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三、法理学研究的基本走势一知识生产的视角 若要系统描画一个学科的发展情况，对该学科本身的"规范分析"便是不能回避的，这种分析方法具体到法学可以通俗的称之为"法学学"。法治首先要求对明确法律的严格执行，而解释的过度运用可能导致原意的丢失。坚持适度的形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规则和逻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会提供确定的答案，是法律人必须信守的禁欲，它能确保法律的可预期性，确保法治社会中最有可能实现的形式正义。

张晓萍提出，习惯在司法判决中有可能被提升到法律规则的地位。丁文认为权利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界定权利边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扩大权利。

冯玉军从法律和经济分析的角度指出了造成该难题的原因，由于现行拆迁法规的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这类强势地位者基于其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导致法律话语权基本被垄断了，利益当事人正当、公平的消费需求难以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偏差和不对等导致了交易行为的非常态运作和激化，以致我国拆迁法规的非常态适用。与胡玉鸿的论证有所不同，许章润认为人的联合既是基于承认的欲望，也是承认的实现形式，从而是自由本身。相互承认是公民联合的机制和形式，公民身份则是落实、体现人的联合及其相互承认的枢机，而一以法权体制笼统之，法权便是自由。部门法哲学问题在2007年受到颇多关注，《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开辟了专栏，并有专题文集出版，8月24～25日还在上海举行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理论研讨会。

在他看来，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中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本年度的民间法研究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民事规范导入制定法、习惯规范与司法准据的关系和民间法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一些新成果。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龙宗智在评析转型期法治发展时指出，转型期法治是一种有限法治，要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

这场讨论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热潮不但没有褪去，反而持续升温，大有将追问进行到底之势。人权具有对抗权利、道德权利、习惯权利、法律权利和普遍权利的属性，其本质是保护弱势方权利。

如此的对比不能不使我们对于法理学如何形成分支以及形成怎样的分支充满好奇和期望。他指出，实现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的过渡可破解此法治难题，宪法诉讼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类比推论的关节和难点是规范事实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判断，这需要裁判者观照构成要件理论和类型理论，综合各种与类推相关的司法技术，在规范与事实、方法与结果之间寻求反思性平衡。我们期待着法理学研究队伍继续壮大和多元构成，法理学人共同体能够保持稳定和流动的态势，让中国的法理学更好、更快的羽翼丰满。张文显指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四方面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但在我国现实社会矛盾作用下，出现了一些溢出了常规性司法的专业化及技术化范畴的非常规纠纷。2.研究主题：主流集中与多元分支 各类论题的粉墨登场会伴随一门学科的发展前期，这是学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学科体系化、学术共同体紧密化的过程。在权利研究方面，方新军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占有和解读，详细梳理了权利概念产生的历史，认为权利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出现与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世俗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成为权利概念的理论基础之时也就是现代权利概念诞生之时。

法理学研究主题的变化体现了政法实践对其造成的影响。柯岚的观点与周永坤不谋而合，认为在司法更易屈服于强势集团利益的国家中，方法论需具有保守性。

和谐法治不仅引领我们转换法治话语体系，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1.研究思路：全球视野与中国意识 正如本文一再指出的，当下法理学必须在社会转型与知识供求的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对于本研究领域的称谓应该是"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中国法学界存在争议。卓泽渊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方面对中国现代法治提出了反思，认为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

孙莉论证了人本理念的过程意义，认为人本理念的精髓在于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实现结果和目的的正当。中国法理学在当代的任务使命是什么？当我们能够步入世界、对话世界的时候，中国法理学的贡献又是什么？中国问题、本土方法、原生经验就是我们的任务使命与独到贡献，它们是中国法理学张扬的资本和根基。关于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关系问题，陈金钊在2005年发表了"法治反对解释"的主题论文，本年度他又撰著三篇新作，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思考。作为实务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朱孝清从应然的角度指出，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中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诸项职能是科学、合理的，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

在传统法制向现代法治转变过程中，治权合法性问题得以凸现。人权如果仅仅停留在价值论证的层面，则无法对现实产生真正普遍和有力的影响。

尽管司法权的性质与地位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但并非表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到达了终极。陈林林讨论了司法裁判中的类比推论问题，认为类推适用实质是一种可辩驳的论辩性论证。

一是在知识结构上，青年学者接受的大都是已经较为完整、成熟的理论训练，其理论的专门化程度更强，而知名学者的学术积累相对广泛，其精深性不是专而是体现为博。可以说，邓正来2005年的系列论文和2006年出版专著开启了反思的闸门。

王洪平和房绍坤进而提出，民事习惯的法典化表现为静态法典化与动态法典化两种形态，后者具有关键性。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来的。刑事司法应该是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而不是法规中心型刑事司法。@陈旗也认识到，需要通过澄清调解原则的真意、划分调解权力的界限、建立完整的协调机制等方式进行制度改良，以实现民主与法治、公正与效率、法院与社会的协同归一。

这种景象一度愉悦着我们的视神经，但必须要问的是，法理学研究进入完全专业化时期了吗？这种研究是否又受到专业槽的图限？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是否呈现隔膜或冲突？隔膜得以破除或者冲突得以平复了吗？哲理省思与社会关照是否愈行愈远？二者真的不能平和互融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反映这一年法理学界的关注与收获。郝铁川认为法制终究是经济关系的记录，法治既靠信仰维系，更靠经济实力支撑。

在分段比例的统计中，1960年前的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相对较少，并且集中于1950年代之后，但老一辈法学家依然具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二是许多著作颇具回应价值，法理学并没有消极看待社会转型问题，而是愿意为之提供学术关怀，这才是学术的终极担当。

体现在司法政策上就是应确立有利于成熟社会构建的规制政策与规制方法。审视和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只能以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思路，其主体是现代性的，同时避免西方现代法治的失误和克服现代性法律本身的弊害。